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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问题是上文已提到的,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没有写过一部美学或文艺理论专著,是否就没有一个完整的美学体系吗?写过或没有写美学专著,和有没有完整的美学体系并不是一回事。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没有写过美学专著,这是事实;说因此就没有一个完整的美学体系,这却不是事实。某些人有这种误解,和《马克思恩格斯论文艺》的选本有关。选末对于普及马列文艺思想和帮助初学者入门,应该说还是有点用处的。但目前流行的几种选本有个共同的毛病:就是划了一些专题的鸽子笼,把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论著整章整段地割裂开来,打散了,把上下文的次第也颠倒过来了,于是东捡一鳞,西拾一爪,放进那些专题鸽子笼里去,这样支离破碎,使读者见不到一部或一篇论著的整体和前后的内在联系。这样怎么还能见出马列主义的完全体系呢?这类选本之中也有比较好的,例如较早的东德立夫习兹 (Lifchitz)的《马克思恩格斯论艺术》(有中译本)和苏联国家出版社编的较简赅的《马克思恩格斯论文学》。编得最坏的是俄文本《马克思恩格斯论艺术》 (也有中译本),其中一开始便是“艺术创作的一般问题”,用大量篇幅选些关于“革命悲剧”、“现实历史中的悲剧和喜剧”、“黑格尔的美学”等方面论著,仿佛这些就是艺术理论中的首要问题。至于真正的首要问题——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反降到次要地位,选目也很零碎。例如马克思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这样对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点特别重要的文献竟没有入选。我们自己根据这类选本编的《马克思恩格斯论文艺》也有同样的毛病而分量更单薄,而各大专院校所经常讨论的项目就更单薄,注意力往往集中到评论具体作者和具体作品的几封信上去。从这些零星片面的资料来看,当然很难看得出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已经有一套完整的美学体系了。动物仅仅利用外部自然界……而人则通过他所作出的改交来使自然界为他的目的服务,来支配自然界,这便是人同其他动物的最后的本质的区别所在,而造成这一区别的还是劳动。……我们对自然界的整个统治,是在于我们比其他一切动物强,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对现实主义文艺提供理论基础的有两种著作值得一提。一种是斯汤达尔的论文《拉辛和莎士比亚》(注:可参看王道乾的译文,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版。),这部著作被某些文学史家称为“现实主义作家宣言”,其实它的主旨是攻击新古典主义代表拉辛而推尊“浪漫型戏剧”开山祖莎士比亚的。他的名著《红与黑》的浪漫主义色彩也还很浓。另一种是实证主义派太纳的《艺术哲学》(注:可参看傅雷的译文,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太纳是应用心理学和社会学来研究美学的一位先驱,代表作是《论智力》,已为《艺术哲学》打下基础。他的基本观点是文艺的决定因素不外种族、环境 (即他所谓“社会圈子”)和时机三种。他还认为文艺要表现人类长久不变的本质特征,而人性中对社会最有益的特征是孔德所宣扬的爱。不过太纳的主要著作都在十九世纪后半期才出版,他不能看作现实主义者预定的纲领。买球app排行一个问题是我在《西方美学史》上卷“序论”所提的意识形态属于上层建筑而不等于上层建筑的问题。我认为上层建筑中主要因素是政权机构,其次才是意识形态。这两项不能等同起来,因为政权机构是社会存在,而意识形态只是反映社会存在的社会意识。二者之间不能划等号,有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许多话可以为证。我当时提出这个问题,还有一个要把政治和学术区别开来的动机。我把这个动机点明,大家就会认识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这是值得进一步讨论的,而且不是某个人或某部分人所能解决的,还须根据双百方针以民主主试进行深入讨论才行。现在这项讨论已开始展开了。我现在还须倾听较多的意见,到适当的时候再作一次总的答复,并参照提出的意见,进行一次自我检查。如果发现自己错了,我就坚决地改正,如果没有被说服,我就仍然坚持下去,不过这是后话了。

买球app排行歌德所谈到的席勒的长篇论文对本题也特别重要。席勒从人与自然的关系来区别古典诗(即素朴的诗)与浪漫诗(即感伤诗)。他认为在希腊古典时代,人与自然一体,共处相安,人只消把自然加以人化或神化,就产生素朴的诗;近代人已与自然分裂,眷念人类童年 (即古代)的素朴状态,就想“回到自然”,已去者不可复返,于是心情怅惘,就产生感伤的诗。素朴诗人所反映的是直接现实,感伤诗人却表现由现实提升上去的理想。依席勒看,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对立就是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的对立。古典主义就是现实主义,这是他和歌德一致的;现实主义就是理想主义,这却是他的独特的看法。值得特别注意的是席勒在这篇论文里第一次在文艺上用了“现实主义”这个词 (过去只用于哲学)。古典诗和浪漫诗的概念现已传遍全世界,引起许多争执和分歧。这个概念起源于席勒和我两人。我主张诗应采取从客观世界出发的原则,认为只有这种创作方法才可取。但是席勒却用完全主观的方法去写作,认为只有他那种创作方法才是正确的。为了针对我来为他自己辩护,席勒写了一扁论文,题为《论素朴的诗和感伤的诗》。他想向我证明:我违反了自己的意志,实在是浪漫的,说我的《伊菲姬尼亚》由于情感占优势,并不是古典的或符合古代精神的,如某些人所相信的那样。史雷格尔弟兄(注:当时德国著名的文学史家和文艺批评家。)抓住这个看法把它加以发挥,因此它就在世界传遍了,目前人人都在谈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这是五十年前没有人想得到的区别。(注:《歌德谈话录》,第221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古典诗和浪漫诗的概念现已传遍全世界,引起许多争执和分歧。这个概念起源于席勒和我两人。我主张诗应采取从客观世界出发的原则,认为只有这种创作方法才可取。但是席勒却用完全主观的方法去写作,认为只有他那种创作方法才是正确的。为了针对我来为他自己辩护,席勒写了一扁论文,题为《论素朴的诗和感伤的诗》。他想向我证明:我违反了自己的意志,实在是浪漫的,说我的《伊菲姬尼亚》由于情感占优势,并不是古典的或符合古代精神的,如某些人所相信的那样。史雷格尔弟兄(注:当时德国著名的文学史家和文艺批评家。)抓住这个看法把它加以发挥,因此它就在世界传遍了,目前人人都在谈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这是五十年前没有人想得到的区别。(注:《歌德谈话录》,第221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

类型之外,贺拉斯还提出“定型”。他号召诗人最好借用古人在神话传说或文艺作品中已经用过的题材和人物性格,古人把一个人物性格写成什么样,后人借用这个人物性格,也还应写成那样,例如荷马把阿喀琉斯写成“暴躁、残忍和凶猛的人物”,你借用这个古代英雄,也就得把他写成象荷马所写的那样。这种“定型”正是中国旧戏所常用的,例如写曹操或诸葛亮,你就得根据《三国演义》,写宋江或鲁智深,你就得根据《水浒》,写林黛玉或尤三姐,你就得根据《红楼梦》。诗人的职责不在描述已发生的事,而在描述可能发生的事,即按照可然律和必然律是可能的事。……因此,诗比历史是更哲学的,更严肃的,因为诗所说的大半带有普遍性,而历史所说的则是个别的事。所谓普遍性是指某一类型的人,按照可然律或必然律,在某种场合会做些什么事,说些什么话,诗的目的就在此,尽管它在所写的人物上安上姓名。朱光潜(1897—1986),笔名孟实,安徽桐城人,著名美学家。1903年(六岁)开始接受传统的封建教育,能背“四书五经”、《古文观止》、《唐诗三百首》,读过《史记》、《通鉴辑览》,1918年入武昌高等师范中文系读书,1919年经考试被选送香港大学文学院深造,1925年入英国爱丁堡大学,获硕士学位,1931年入德国斯特拉斯堡大学,获博士学位,其间写就《悲剧心理学》、《文艺心理学》、《诗论》、《谈美》,1933年回国任北京大学教授,1937年任四川大学教授,1938年任武汉大学教授,1946年重返北京大学任教授,1949年北平解放,继续留任北大教授,1956年译出柏拉图《文艺对话集》,1959年译出黑格尔《美学》(第1卷),1963年《西方美学史》出版,1970年续译黑格尔《美学》(第2、3卷),1977年译出莱辛《拉奥孔》,1978年译出爱克曼的《歌德谈话录》,1980年出版《谈美书简》和《美学拾穗集》,1983年译出维科的《新科学》,1986年3月6日逝世,终年89岁。买球app排行为什么要作这点补充呢?因为近几十年我碰见过不少的不学文学、艺术、心理学、历史和哲学,也并没有认真搞过美学的文艺理论“专家”,这些“专家”的“理论”既没有文艺创作和欣赏的基础,又没有心理学、历史和哲学的基础,那就难免要套公式,玩弄抽象概念,你抄我的,我抄你的,以讹传讹。这不但要坑害自己,而且还会在爱好文学和美学的青年朋友们中造成难以估计的不良影响,现在看来还要费大力,而且主要还要造有觉悟的青年朋友们自己来清除这种影响。但我是乐观的,深信美学和其它科学一样,终有一天要走上正轨,这是人心所向,历史大势所趋。

一个问题是我在《西方美学史》上卷“序论”所提的意识形态属于上层建筑而不等于上层建筑的问题。我认为上层建筑中主要因素是政权机构,其次才是意识形态。这两项不能等同起来,因为政权机构是社会存在,而意识形态只是反映社会存在的社会意识。二者之间不能划等号,有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许多话可以为证。我当时提出这个问题,还有一个要把政治和学术区别开来的动机。我把这个动机点明,大家就会认识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这是值得进一步讨论的,而且不是某个人或某部分人所能解决的,还须根据双百方针以民主主试进行深入讨论才行。现在这项讨论已开始展开了。我现在还须倾听较多的意见,到适当的时候再作一次总的答复,并参照提出的意见,进行一次自我检查。如果发现自己错了,我就坚决地改正,如果没有被说服,我就仍然坚持下去,不过这是后话了。二、人不同于动物在于人有自意识(即自觉性)。他意识到自己就是人类一个成员,而且根据这种认识来生产。动物只在受肉体直接需要的支配之下片面地生产,人却是根据人类的深远需要全面地自由地生产。这就肯定了文艺的广阔题材和社会功用。具体的实例是蜜蜂营巢和建筑师仿制蜂房的分别。现实生活应该有表现的权利。诗人由日常现实生活触动起来的思想情感都要求表现,而且也应该得到表现。可是如果你脑子里老在想着写一部大部头的作品,此外一切都得靠边站,一切思虑都得推开,这样就要丧失掉生活本身的乐趣。……结果所获得的也不过是困倦和精力的瘫痪。反之,如果作者每天都抓住现实生活,经常以新鲜的心情来处理眼前事物,他就总可以写出一点好作品,既使偶尔不成功,也不会有多大损失。(注:爱克曼:《歌德谈话录》,第4-5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此外,我还有一个坏习惯:学到点什么,马上就想拿出来贩卖。我的一些主要著作如《文艺心理学》、《谈美》、《诗论》和英文论文《悲剧心理学》之类都是在学习时代写的。当时作为穷学生,我的动机确实有很大一部分是追求名利。不过这种边买边卖的办法也不是完全没有益处。为着写,学习就得认真些,要就所学习的问题多费些心思来把原书吃透,整理自己的思想和斟酌表达的方式。我发现这也是一个很好的学习方式和思想训练。问题出在我学习得太少了,写得太多太杂了。假如我不那样东奔西窜,在专和精上多下些工夫,效果也许较好些。“事后聪明”,不免有些追悔。所以每逢青年朋友们问我怎样学美学时,我总是劝他们切记毛译东同志集中精力打歼灭战和先攻主要矛盾的教导。一个战役接着一个战役打,不要东奔西窜,浪费精力。就今天多数青年人来说,目前主要矛盾在资料太少,见闻太狭窄,老是抱着几本“理论专家”的小册子转,一定转不出什么名堂来。学通一两种外语可以勉强看外文书籍了,就可以陆续试译几种美学名著。释译也是学好外文的途径之一。读了几部美学名著,掌握了必要的资料,就可以开始就专题学习写出自己的心得。选题一定要针对我国当前的文艺动态及其所引起的大家都解决的问题。例如毛泽东同志给陈毅同志的一封谈诗的信发表之后,全国展开了关于“形象思维”的讨论。这确实是美学中一个关键性的问题,你从事美学,能不闻不问吗?不闻不问,你怎能使美学为现实社会服务呢?你自己怎能得到集思广益和百家争呜的好处呢?为着弄清“形象思维”问题,你就得多读些有关的资料和书籍多听些群众的意见,逐渐改正自己的初步想法,从而逐渐深入到问题的核心,逐渐提高自己的认识能力和思考能力。这样学美学,我认为比较踏实些。我希望青年朋友们不要再蹈我的覆辙,轻易动手写什么美学史。美学史或文学史好比导游书,你替旁人导游而自己却不曾游过,就难免道听途说,养成武断和不老实的习惯,不但对美学无补,而且对文风和学风都要起败坏作用。

共产主义就是作为人的自我异化的私有制的彻底废除,因而就是通过人而且为着人,来真正占有人的本质。所以共产主义就是人在前此发展出来的全部财富范围之内,全面地自觉地回到人自己,即回到一种社会性的 (即人性的)人的地位。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善化的(注:“完善化的”,即“充分发展的”,“彻底的”。)自然主义,就等于人道主义;作为完善化的人道主义也就等于自然主义。共产主义就是人与自然之间和人与人之间的对立冲突的真正解决,也就是存在与本质,对象化与自我肯定,自由与必然,个体与物种之间纠纷的真正解决。共产主义就是历史谜语的解决,而且认识到自己就是这种解决。(注:本篇所引《经济学-哲学手稿》、《资本论》和《自然辩证法》三部经典著作的译文都根据德文版重新作了校正,书中不再一一注明中译本页码。)最浅而易见的是语言的常识。有人仿佛认为“形象思维”是胡编妄造,根本没有这回事;也有人认为这个词仿佛从别林斯基才形象用起,意思是“在形象中思维”(think in image)。实际上这个词在西文中就是Imagination中译是“想象”。在西方,古代的菲罗斯屈拉特(公元170—245年),近代的英国经验派先躯培根都强调过想象在文艺创作中的重要作用。在中国,“想象”这个词,屈原在《远游》,杜甫在《咏怀古迹》里都用过。情感和想象是西方浪漫运动中的两大法宝。在近代美学著作中从给“美学”命名的鲍姆嘉通,经过康德、黑格尔到克罗齐,所讨论的都主要是想象。俄国的别林斯基和德国的费肖尔两人才开始用。“形象思维”来解释“想象”一词的意义。参加辩论者有人把俄文和德文中想当于英文think in image的短语译为“在形象中思维”,而且根据这种误解来大做其文章。这正如把I speak in English理解为“我在英文中说话”。这岂不是闹笑话么?当然,悲剧与喜剧所引起的美感又不同。亚里士多德说,悲剧应引起恐惧和哀怜两种情感,这两种情感本来是不健康的,通过悲剧激活它们而使之得以“净化”或“发散”。这一说法演变到后来就成了心理分析派弗洛伊德的“欲望升华”或“发散治疗”说。关于喜剧,亚里士多德首先把丑与可笑性作为审美范畴提出,但没有说明喜剧令人发笑的原因。霍布士提出“突然荣耀感”说,认为喜剧所以引人发笑,是因为突然萌发的个人荣耀感,觉得自己比别人强,现在比过去强。柏格森认为笑与喜剧都起源于“生命的机械化”,生命本来应富有弹性,能随机应变;生命机械化,就走向反面,成为人们的笑料。但笑是一种惩罚,也是一种警告,使可笑的人觉得自己笨拙,加以改正。由于笑有实用目的,所以它引起的美感不是纯粹的。总之,凭阶级观点围起来的这种“人性论”禁区是建筑在空虚中的,没有结实基础的。望人性论而生畏的作家们就必然要放弃对人性的深刻理解和忠实描绘,这样怎么能产生名副其实的文艺作品呢?有不少的作家正坐此弊,因而只能产生一些田园诗式或牧歌式的歌颂和一些抽象的空洞概念的图解。要打破这种固定不变的公式,首先就要判破“人性论”这个禁区。打破这个禁区,新文艺习能踏上康庄大道。这也是“不破不立”大原则中的一个事例。

用一个粗浅的比喻来说,如人饮水,但尝到盐味,见不到盐粒,盐完全溶解在水里。咸是客观事实,不是你要它咸他就咸。恩格斯在给哈克奈斯的信中,进而明确地提出了在典型环境中塑造典型人物的要求。他说:“据我看来,现实主义的意思是,除细节的真实外,还要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在这里,典型问题与现实主义紧密地联系了起来,从而使这两个概念获得了新的更为明确的含义,这就是要符合历史发展的真实情况。马克思和恩格斯不约而同地指责拉萨尔的《佛·封·济金根》没有抓住农民战争这个主要矛盾,把一个已没落而仍力图维护特权的封建骑士写成一个要求宗教自由和民族统一的新兴资产阶级的代言人,指出他的最大过错正在于不够莎士比亚化,而是采取了席勒方式,把一些个别人物转化为时代精神的单纯的传声筒。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都把典型环境看作决定人物性格的因素,而典型环境的内容首先是阶级力量的对比。买球app排行这两句极简单的话解决了美和美感以及美的主观性或客观性的问题。上句说音乐美感须以客观存在的音乐为先决条件,下句说音乐美也要靠有“懂音乐的耳朵”这个主观条件。请诸位想一想:一、美单是主观的,或单是客观的吗?二、美能否离开美感而独立存在呢?想通了这两个问题,许多美学上的问题就可迎刃而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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